刘英在《自述》中忆述，1943年她与张闻天探视王明时，王明挑拨称，恩来同志自莫斯科归延安，传曼努伊尔斯基言张为理论家。毛主席闻后笑道，哪门子理论家，不过背回几麻袋教条。

张闻天未附和王明，坦诚道：“我们过去确犯诸多错误，需深刻反省。”

1935年夏秋，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不久便因“南下”或“北上”等问题产生分歧，至两河口会议时，该分歧已明显加剧。

杨尚昆忆述，两河口会议时，博古等同志缺乏策略，以挖苦嘲讽张国焘的主张，称其如“麻雀入阴沟，有进无出，终陷绝境”。

张国焘闻言大怒，质问博古：“称我为麻雀？你博古懂何物？中央苏区大块根据地丢失，岂能让李德这外人担责？你们皆有责任！”

最终，张国焘虽勉强接受北上决策，但矛盾已深。随后，他索要军权，自任红军总政委，并要求撤销博古职务，同时力推四方面军9人入政治局。

8月下旬，右路军历经艰辛穿越草地后，于潘州驻守半月，期盼张国焘与左路军会合。期间，张闻天与陈昌浩之间再度产生了矛盾。

在等待张国焘及左路军北上期间，总政治部推出了《干部必读》刊物，由张闻天主编。他曾发表《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》一文，强调北上正确、南下不可行，但部分措辞欠妥。

当时规定，《干部必读》文章需编委会同意方可发表。张闻天念文时，编委陈昌浩怒拍桌，言辞粗鲁，威胁若发表则发动斗争。张闻天遂决定撤回文章，未予发表。

此事传至毛主席耳中，他严厉地责备张闻天道：

你太过书卷气了，如此不明事理。此刻撰写此文有何意义？丝毫用处也无。

毛主席认为，当前僵局下首要任务是避免冲突，促使张国焘及左路军北上。撰写此类文章无效，反增冲突，加剧僵局，实属无益且有害之举。

9月8日，张国焘急电陈昌浩与徐帅，命其即刻率右路军南下，违抗中央北上决策，电文带胁迫意味。无论是否含“武力解决”，此举已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，潜藏分裂危机。

叶剑英呈上电报后，中央面临抉择：一是路径艰难，二是挑战重重，两者均需深思熟虑，以定决策。

一，为求妥协而放弃北上计划，最终导致步步受制于张德，权威与地位逐渐丧失。

二，我们选择分道扬镳，各自前行。北上之路虽充满希望，但单独前行所带来的变数，无人能确切预知。

张闻天对此问题犹豫不决，情有可原。两军已混编，朱、刘率红5、9军团在左路随张国焘，红4、30军在右路与中央同行。分道恐引发内部冲突，且与朱刘分离更难以接受。

张闻天作为受“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”教育的同志，顾虑此举违背原则，且难以承受未知后果，故而一时难以做出决定。

张闻天等同志均认同，当时唯毛主席能作出此决断。若非毛主席明晰利弊，说服众人，以非常手段率一、三军团脱离右路军北上，党史后续发展或将难以预料。

张闻天同志在陕北时，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制定山地游击战方针等决策贡献显著，刘英称他始终支持毛主席，并肩作战。

历史和实践证实，毛主席引领党和人民走向胜利。张闻天不慕权位，主动辅佐毛主席，广受认可。毛主席赞其不争权，张闻天则言：“真理所在，我心所向。”

据统计，自1935年10月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，毛主席被确立为党的领袖期间，他与张闻天联名发电报286封，占张闻天总电报量的三分之二。

张闻天对过往因经验匮乏所犯之错始终虚心自省，并用实际行动改进。1941年9月后，他主动请缨赴基层调研，并于次年3月离开了书记处。

在党的七大上，王稼祥同志未当选中央委员，毛主席于会上强调：“洛甫、王稼祥两位同志对遵义会议贡献巨大，大家不应忘却他们的功绩，尽管成果常归于我。”

张闻天在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，随后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又成为政治局委员，这彰显了毛主席对他的高度信赖。

抗战胜利后，张闻天请缨赴东北，先后担任合江省委书记、辽东省委书记、东北局部组织部部长及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（主任陈云）等职务。

建国初期，张闻天由经济领域转至外交领域，先后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职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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